晨还是在吉利，他都用最短的时间，为两个企业都建立了一套与世界接轨、适合华夏国情、具有企业特色的研发体系，都带出了一支有特色有业绩的团队。“在华晨，不到3年，研发团队从200人发展到700人；在吉利，3年半的时间，从300人发展到现在的1400多人。这些人才并不只属于企业，更属于整个华夏汽车工业。”

萧宸对赵福全的印象二，是2006年一次新闻发布会，华晨董事长史欲波谈到要用高薪在全球招募人才，他说：“比如我们的赵博士，…”旁边的赵福全立刻接过来说：“除以8也就不多了。”(当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约是8比1)

看来华晨提供的薪资，对于已经做到戴姆勒-克莱斯勒技术中心研究总监的赵福全来说，肯定算不上高薪，那么赵福全为什么在自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回来？

虽然当时底特律的情况还不错，但是赵福全判断国内的形势会更好。他说：“在国内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是怀着一腔报国赤诚，就毅然归国了。赵福全说：“思想上也有拔河。因为当时已经40岁了，在国外的事业正在巅峰，待遇各方面都很好；还有家庭的因素，比如孩子的教育、老婆的工作，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所以，从接到华晨的邀请，到最后做出决定，赵福全踟躇了10个月。

为什么选择的是华晨？赵福全笑了：“第一，我是辽安人，选择华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其次，华晨通过猎头找到了我，之前也有一些国内企业找我，但是都没有下文，只有华晨比较正式地跟我谈；第三，华晨让我回来是做自主品牌，这正是我的理想，如果是让我去华晨宝马，我就不去了。”

“千万别这么写！”一听记者提到“报国”两个字，赵福全急了，他说：“只是希望能做点事。在国外做久了的人都有这个愿望。也有没回来的，不能说他们就不爱国了。可能有些人安于国外的现状，而我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人，愿意折腾，出国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回国也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另外，在国外，华人有现实的天花板，企业也太大，个人的作用有限，而回来，一个人就能改变很多东西。这不是能力问题，我还是我，但是舞台不一样了。”

一方面想干点事，同时，自负自己也能干点事，赵福全到了华晨。而萧宸对他不提报国的态度不仅没有不满，反而相当欣赏——萧宸一直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报国，而决不是整天没事就瞎嚷嚷，好像除了自己以外别人都是卖国的。所以他觉得赵福全是一个做实事的人。

印象三“啊，赵福全去了吉利？！”

2006年，业界几乎所有人听说赵福全离开华晨去了吉利，第一反应都是不解，然后可能就是替他惋惜。因为，当时的吉利不仅没有合资企业风光，与其他本土品牌相比，发展势头也似乎停滞了下来，而早期积累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渐显露。

“是呀，当时业界认为吉利连黑马都不是，吉利只是鲇鱼，而鲇鱼注定是过渡性的。”赵福全当然清楚吉利当时的情况，所以决定来不来吉利，赵福全用了更长的时间，足足一年。

“我回来不是追求舞台的大小，而是自己价值的发挥。舞台大，发挥的作用小，也没有意思。另外，我回国的初衷是做自主研发，这个要清晰。不会因为别人给的工资高了、级别高了就发生改变。做自主，还要自己能做主。吉利给我自主的空间更大了。”至于为什么离开华晨，赵福全闭口不谈。他说，华晨待自己不薄。但是“赵福全不属于华晨，属于社会。”

吉利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赵福全看来，都不算什么。“正因为有问题才是吉利，什么问题都没有不就是丰田了？”在他看来，吉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优势：“企业要发展，就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利益。汽车业投入大，周期长，如果没有这个，容易搞短期利益，那么做研发的人就会很累，也不会有什么成果。在吉利，李书福的利益就是试金石，是公平公正的度量衡。”

虽然赵福全说的很隐晦，但是萧宸的理解是，作为民营企业，吉利有制度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