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碗和一对坐垫，可以推断是主客两人所用。所以，来客是一个人。然而，象渡边菊这种老太太，在待客时，自己会坐那只特意备下的坐垫吗？一般说来，往往会用自己常坐的那块坐垫，甚至不用坐垫坐在榻榻米上，而让来客坐在垫子上。这么看来，来客不一定是一个人，更有可能是两个人。大冢钦三对此还存有疑问。

被告在陈述中这么说：

我到渡边菊家，见大门敞开，里面的拉门关着，屋内有灯光。我以为阿菊婆还没睡下，正在等我，觉得过意不去，就叫了两三声：“晚上好。”但没听见有动静。我想阿菊婆年纪大了，也许正在打盹儿吧，于是，把拉门扯开，见左边八叠那间屋门拉开着。到门口一瞧，只见渡边菊躺在衣柜边仰天睡着了。我想她果真是睡着了，喊了几声，不见她醒来。瞧见火盆上的铁壶歪斜着，开水都溢出来，榻榻米上满是洒落的灰。

渡边菊的脸上也淌满血。我才知道出了事，心想得赶快报警。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阿菊婆躺倒在地一动不动是被人杀死了。

警察一来搜查，我的那张借据就会公布于众，大冢都会知道我借高利贷这件事。这样，无论在学校、家长会还是社会上，我都没脸见人了。心里一下子起了个念头：快乘机拿走我的那张借据！

我就脱了鞋跨进房间…

但是，被告明明知道渡边菊己被害身亡，竟然会为偷借掘撬开衣柜，若无其事地逃回家中，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然而，被告柳田正夫是位受到学生的信赖、在学校和家长会中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教师。他从渡边菊处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渡边菊又常常守候在路边当面催讨，破口骂人，使柳田苦恼不堪。对柳田这么个老实正派而又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准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是该从这种心理状态去分析他的行为吗？当他见到渡边菊的尸体时，恐怕在他的脑子里一味想警察一来，自己借高利贷的事就会公开的可怕后果。就是说，他窃走借据并不一定有赖债的意思，而是想隐瞒借高利贷这件事。柳田正夫不堪忍受渡边菊催讨欠款，纠缠不休，所以一心想取走借据。柳田的这个动机是不可否认的。因为让警察知道一个小学教员借高利贷到期不还，传到社会上，没有比这更为羞耻和可怕的了。如果这么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的话，那么，柳田发现尸体在惊愕之余，还会走近尸体从衣柜里取走自己那张借据，这个举动不能说是不合情理的反常行为吧。柳田正夫的供词开始否认杀人，后来又承认，到审决时又翻供。为什么他要承认杀人罪呢？看来是该怀疑这供词的可靠性。

大冢钦三知道承接此案的指定律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疑点，要有怀疑也一定会在记录上流露出来。然而，他看了当时律师的辩护要点，对以上大量疑点竟一字未提。柳田正夫在警署拒不供认杀人罪，过后不久，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记录了他对杀人罪的供词。他供认道：

以往我否认自己杀害渡边菊，说她是被别人所杀。在警方的充分调查下，今天我陈述的是真正的事实：杀害渡边菊的是我，这是真的。

他对犯罪过程是这么说的：我进大门时见有根樫木的顶门棍竖在那儿，我心想把它当作凶器倒也称手，所以把它带进房里。渡边菊见我来了，说声欢迎，就跪起身到火盆边为我沏茶，我乘机用双手握棍朝阿菊头上狠命打去。然而，早就藏有杀机的人即使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难道会用被害者家顶门用的那根樫木棍吗？一般说来，蓄意杀人者会早点备下凶器。这案件按检察官的看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作案，那么，柳田正夫用被害者家里的东西作为凶器行凶是反常的，并且难以自圆其说。

在第九次审讯报告中还记录这样的供词：

…阿菊立即仰翻在地。我见她拚命挣扎起身，想朝我猛扑过来，我右手握棍随即朝阿菊的前额和脸上揍去，阿菊发出异样的叫声仰面倒下，再也不能动弹了。

这是极为含糊的供词。如果是凶手的话，至少会供述得更正确，细节也会更加具体些。恐怕柳田正夫是没法把当时杀人的过程说得更正确吧。因为想起报纸、杂志上报道过渡边菊为面部受伤，就作了“殴击了面部”这样的供认。警方也发觉这里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