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

时到如今，长期的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fǔ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财税体制缺陷和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遗产’，使各级官员易于回到传统增长模式。”

“嗯，弊端在哪？”萧正的口气听起来，考校萧宸的成分更大一些。

萧宸自然毫不怯场，说：“旧型工业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妨碍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2003年我国ｇｄｐ占世界4％，而资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华夏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四是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五是增加就业难度。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要在城市工商业中就业，但是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制服务业发展。由于对服务业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够，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近年来不升反降。

七是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美德法等国ｇｄｐ中用于投资的占10％～20％，我国为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长期会隐含金融风险。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萧正微微坐正，问道：“对此，你觉得应该怎么改变呢？”

萧宸一摊手：“我觉得，当前华夏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学技术进步，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加快服务业发展，政fǔ要鼓励和帮助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发展现代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通过信息服务提高各行各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

萧正把问题拉回去了一步，问：“刚才你提到重化工业问题，我想问一句，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华夏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你的看法？”

萧宸接过保姆递过来的茶，道了声谢，说道：“‘十五’计划确定以调整结构为主线，这是很正确的，但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及在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财税制度的压力下，许多政fǔ官员把‘结构优化’解释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这种认识使‘十五’计划在执行中出了不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