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性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没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萧宸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jī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ǔ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性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sī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fǔ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